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论文是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汤夺先团队在《西北民族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研究》，该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族问题研究》2023年第11期全文转载。

摘要：基于多元协同治理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类型特点、独特作用和治理模式，对于优化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依据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综合性治理组织、专业性协调组织、少数民族自组织和流出地培育组织。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协调社会关系、促进资本积累和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等行动路径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形成了跨时空治理模式、日常治理模式、合作式自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合法化行动、组织正式化与品牌化以及吸纳民族工作精英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治理；民族事务治理

作者简介：

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

刘辰东，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生。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大、流动频繁，城市民族成分日趋多样，城市社会结构不断变迁，对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进行研究，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类型特点、独特作用、治理模式，对于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的治理力量，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在社会资源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咨询服务、社会活动开展以及维护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多元协同治理视角下的社会组织治理

近年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这一概念逐渐活跃于大众视野中。有学者主张，社会治理是政府组织和(或)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1]1-15，认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不仅有政府，还有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2]。还有学者认为，协同治理既强调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还强调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和治理结果的超越性等核心要素^[3]。学界大多认可社会治理体系包含多元治理主体，其中政府在多元治理主体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处于参与治理的地位。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有学者认为，当前的民族事务治理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培育、扶持各种民间组织，动员非政府组织、社区力量、社会大众共同参与民族事务治理^[4]。还有学者主张，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应打破单一部门化的局限，塑造基层民族工作主体，打造多主体、多层级、高效度的治理网络^[5]。在协同治理理论和当前民族事务治理理论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思诺(Robert Wuthnow)认为，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界限在行动中越来越模糊，三者表现出在相似服务中的竞争关系和在集中不同资源共同发挥作用时的合作关系^[6]3-29。在多元协同治理理论下，如何协调各主体间的资源配置和职能关系，如何强化主体间合作，如何消减竞争消耗，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其中，深入了解各个主体的治理过程与行动模式尤其必要。从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来看，其参与民族事务治理既有助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构建，也能在协同共治中缓解民族工作部门的治理压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扩大民族事务治理成效。协同治理理论将社会组织当作多元治理主体的一元，肯定社会组织对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意义，但基于这一理论的既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如何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的多元协同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形成了怎样的典型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研究较少，缺少对社会组织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专门化分析。因此，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实践过程和模式的分析，总结社会组织这一治理主体的治理特点，有利于完善现有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深化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 

（二）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类型

当前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社区组织、流出地相关社会组织、各地的民族联谊会、各地的商会组织以及某些少数民族自组织等。基于组织性质复杂和职能重合较多的考虑，本文依据相关社会组织治理职能的覆盖范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综合性治理组织、专业性协调组织、少数民族自组织和流出地培育组织四种类型。

1.综合性治理组织

综合性治理组织是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综合性治理服务的组织类型，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等。综合性治理组织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如就业、住房、教育、培训、经济支援等。综合性治理组织一般依托社区而建立，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一个便利有效的基础性、综合性的办事平台，使其可享受多方面的“一站式服务”。它们大多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职责划分、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有固定的工作队伍作为组织行动的载体，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治理服务。

2.专业性协调组织

专业性协调组织是指在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职能特征的组织类型，如一些针对特定群体建立的组织(如安徽省M商会、H拉面协会等)或是以某种需求面向为主的组织(如社区民族舞蹈艺术团)等。专业性协调组织的构成较为复杂，包含各种不同职能属性的社会组织，但大多将某一方面作为治理重点。专业性协调组织主要有以下细分类型：一是为特定群体专门设立的社会组织，以商会、协会为代表；二是依托于社区设立的调解组织，它们主要通过调解纠纷，缓和族际和族内关系，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营造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三是为满足社区各民族特定需求而建立的民族歌舞团、民族艺术队等组织，其治理目标主要是提供公共文化娱乐服务。

3.少数民族自组织

少数民族自组织是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基于同乡认同而自行建立的组织类型，主要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服务，如同乡会、互助会等。有学者发现，少数民族自组织十分多样，如基于族缘、地缘或宗教建立的民族团体组织、同乡组织和信仰组织等^[7]。少数民族自组织依托血缘、族缘、地缘关系或宗教纽带而建立，可以借助高度的群体认同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这些组织大多是非正式的，只在宗教局和公安局有备案，很少在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部分组织只能依托于某一正式组织，作为其下属组织而存在。这些组织的内部结构较为松散，组织规则的制定通常以群体共识为依据。

4.流出地培育组织

流出地培育组织是指为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外地城市后快速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在流出地设立，可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资金、技术、知识等方面支持的社会组织。有学者建议让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当地社会建设，在扶贫领域将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式手段相结合，让社会组织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8]。流出地培育组织的设立与该提法殊途同归。此类组织并未直接作用于当地的社会建设，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上，通过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升城市生活能力，融入城市生产发展，使之反哺家乡，间接推动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实践运作

根据调研资料，本文从协调社会关系、促进资本积累和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实践方式。 

（一）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组织具有承载个体社会资本的功能，可以充当社会秩序的协调平台，可以为公共领域的运行担当协调机制^[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需要在城市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来适应流动中的城市生活。相比于没有进行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农民工而言，已经在城市中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收益^[10]。相关研究发现，广州的化隆拉面从业者在广州本地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靠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来开拉面店，从而实现经济和人的发展^[1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独自打破城市交往困境，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困难，而社会组织能在其中发挥辅助作用。

处理矛盾纠纷和整合社会秩序是社会组织的常规治理内容。在调研中，合肥市T社区的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LP和S分别介绍了社会组织在处理族际纠纷和预防族际矛盾方面的一些情况： 

之前有一个装空调引发的纠纷，就是楼上的空调外机装到楼下去了。其实这个房屋设计的时候就有缺陷，也不是刻意产生的矛盾。楼下的住户是回族，楼上的住户是汉族，当时两家就产生矛盾，后来是通过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的。(LP，男，2021年3月)^① 

原来有个拉面馆，店主想把炉子放外边，搭个棚子，但是这是不合规的。后来我们跟他说市里规定不能占用公共区域。我们用城市管理规范跟他讲道理，告诉他这样随意搭建是要负责任的，影响其他人的正常生活，也影响生意，对大家都不好。后来他就把炉子收回去了。(S，男，2021年3月) 

在处理人际纠纷或违规行为时，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通常以组织身份参与，以口头调解来缓和关系，还会请双语工作者协助沟通。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也有类似的治理实践，工作人员CY谈及处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关的纠纷时说道： 

有一次有个M省人，他在租房的时候因为违约金跟房东发生了言语冲突。M省驻皖办事处找到我们，然后我们就参与进来，对这位M省人和房东进行调解。最后妥善解决了这件事，双方达成了和解。(CY，女，2021年3月) 

城市社区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和公共性、直接性的特点，发挥其在解决城市族际冲突中的“安全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城市民族纠纷^[1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依托社区开展日常工作，其成员也大多是社区工作人员，因此借助社区公共资源参与处理族际纠纷问题较为直接有效。

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纠纷时，社会组织一方面以当面调解为途径，以民族身份或双语能力为工具，以“中间人”的角色参与治理；另一方面以知识培训为途径，以信息传达为手段，通过规避某些潜在问题预防纠纷的产生。

随着融入的深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开始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新生代群体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础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城市各民族间、城乡间的文化差异逐渐被理解。培训深化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制度规范和社交逻辑的理解，有助于其逐渐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此外，定期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或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等综合性治理组织用来推进民族团结、扩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升华族际关系的重要方式。在缓和人际关系和促使各民族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共同参与民族团结进步活动，营造生活空间中的友好社会交往氛围，让各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进一步，让民族关系更加和谐。 

（二）促进资本积累

人口流动既引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计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引起了家乡资源配置的缺失和城市资源配置的“遗漏”，这最终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资源弱势地位。个体的资本水平与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紧密相关。因此，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精细化调节不足的问题，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争取更多的资源与服务，帮助他们实现流动中的资本积累，是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重要任务。

在资源配置与资本培育方面，部分人口流出地的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本地之前就已开始发挥作用。以H省拉面产业培训服务中心为例，该中心于2015年7月由H省扶贫开发局出资建立，旨在将拉面产业与扶贫工作相结合，以促进稳定就业和长久脱贫。中心的工作人员MTG介绍了中心的部分服务内容： 

拉面工可以在中国拉面网上直接传(求职)信息上去，老板就可以看到，双方可以直接联系，中间没有中介。2016年我们搞了一个在线、在岗的实训加创业，把H籍的贫困户推荐给H籍的(拉面店)老板让他们学习拉面生意。出去一年，当个跑堂、服务员或者在后厨洗个菜，同时把这个拉面技术学会。我们有线上的培训平台，平时会做一些小视频传到网上，一个月做两三期。还有一个讲堂，我们会请本地大学的教授做一些法律讲座。以前我们这边的人出去打工，因为纠纷会有一些打架现象，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然后吃了好多亏，所以我们会上传一些婚姻法、劳动法方面的小视频，也会上传一些餐馆管理、消防等方面的小视频，每个小视频三四分钟。(MTG，男，2018年8月) 

该中心利用“互联网+拉面”的形式，通过网络或电视媒体开设“拉面讲堂”节目，并将拉面培训视频、法律培训视频、产品销售宣传视频以及店面管理视频等内容发布到中国拉面网、拉面方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APP上。中心借助网络平台为相关群体提供拉面文化、店面转让、人力资源、材料配送以及店面经营经验等信息。该中心还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以线上推荐、线下培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给人力资源，切实满足了拉面店老板雇用员工的需求和拉面从业者的求职需求。对于一些缺乏创业资金的群体，中心会给予一定程度的资金补助。

教育、技能培训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赋能，有助于改变其就业结构，提高其经济地位，使其向上流动^[13]。在流入地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以“补足资源缺口，提升资源利用能力”为目标开展治理工作。服务站工作人员ZX介绍服务站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支持时说： 

我们会定期开展普通话培训、城市管理规范讲座、经营管理讲座、消防安全讲座，还有法律知识讲座，包括一些借贷和法律方面的知识。(ZX，女，2021年3月) 

M省驻皖办事处是M省派驻安徽省从事在皖的M省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流出地外派机构。办事处面向M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娘家人”的身份协助当地政府或组织参与M省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办事处工作人员AL就本地M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情况作了介绍： 

大型宣传民族政策、会议精神、法律法规的(培训)，一般一个月一次。一般都是店主来，店主听完以后回去给他们(店里的工作人员)宣传。大概每次培训人数最少也有三四十个。(AL，男，2021年3月) 

因客居外地，M省驻皖办事处参与在皖的M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常常需要与流入地的社会组织联动，如依托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为M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支持，共同开办M省经商务工人员夜校等教育培训载体。

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与M省驻皖办事处通过设立教育培训载体，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普通话学习培训、经营管理知识培训等服务，对他们因流动而缺失的资源予以补充，使其有机会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与城市其他成员展开竞争。经过培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不断积累发展资源，同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长期发展的资本，以此实现资本的积累和转化。

无论是流入地社会组织开展的培训，还是流出地社会组织前置的资源与知识供给，其实质都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资本水平和资源利用能力，弥补其在城市中实现个人发展所缺失的资本，补足其资源缺口，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 

（三）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城市民族事务治理成效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资源供给密切相关^[14]。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供给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萨拉蒙(Lester M.Salamon)发现，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大部分由政府出资的公共服务，政府活动的扩张刺激非营利组织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功能^[15]235。调研发现，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与社区居民均等的法律援助服务项目。如服务站的宣传册中印有面向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援助内容： 

少数民族群众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服务站还提供了面向社区全体成员的卫生计生公共服务，服务对象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服务站将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公示： 

 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切实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六个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包括：

1.健康档案服务：在现居住地居住六个月以上的流动人口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建立统一规范的健康档案。

………… 

从上面展现的服务站公共服务内容来看，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将社区治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相结合，高效利用社区资源，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访谈中，服务站工作人员ZX说：“这样的卫生服务也不是单独为少数民族开展的，它是面向整个社区的所有居民的，不管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重视的子女教育问题，服务站尽力为他们寻求解决办法，力所能及地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合肥市L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工作人员CY说： 

像流动人口的孩子上学问题，这个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只能是跟区里反映，再由区里帮他解决，因为我们这个层面还达不到那种协调的程度。(CY，女，2021年3月) 

此外，部分社会组织带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文化休闲服务。合肥市T社区的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通过开展特色文化活动，丰富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娱乐活动，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交往需求。如邀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中秋节庆祝活动，或组织不同民族群体共同参与文艺表演或美食品鉴活动。委员会工作人员S说： 

今天上午我们举办了油香品鉴会，邀请了不少人参与，这个油香是亳州回族的传统特色美食。上午社区里的回族、汉族都来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家能聚一聚，一起娱乐娱乐，大家关系更和谐。(S，男，2021年3月)

社会组织通过治理实践，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一定的公共服务，如均等的法律和卫生计生服务，帮助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需求，以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为少数民族困难家庭提供经济支持，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娱乐需要。社会组织灵活利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手段，尽力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卫生、教育、经济、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这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城市资源与服务的均等化，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具有更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机会。 

三、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模式构建

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需要跨地域、多主体和多组织的协同，实践中的多维参与、职能配合与优势互补强化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促进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多元体系的建立。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实践中展现出不同于一般社会治理的特点，不同的组织类型和特定的组织协同治理方式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模式。明确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行动模式，对于完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促成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提高社会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流出地社会组织的跨时空治理模式

既有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动因是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16]。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少数民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动力，他们对在城市中工作所能获得的经济回报怀有极大的期望。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el P.Todaro)认为，人们的迁移决定基于对城乡的工资差额和就业成功率的“预期”^[17]242-243，这种“预期”的满足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态。为此，流出地社会组织通过前置的知识培训、即时的信息支持和广泛的线上服务，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计压力，助力他们的资源积累，消减他们因流动而产生的不适应问题，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可以在流入地更好地生存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网络技术能力的提升，流出地社会组织的帮助和服务已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之前。为突破组织职能的作用范围，流出地社会组织借助网络媒体技术突破时空局限，建立便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使用的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新兴网络平台，在线上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从业信息、培训资料、人力资讯、物流信息和法律援助等内容。流出地社会组织的作用具有前置性、基础性的特点，其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时空限制，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履行其治理职能，由此形成了流出地社会组织独有的“跨时空治理”模式。 

（二）流入地社会组织的日常治理模式

相关研究发现，“务工经商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首因，个人发展成为民族地区人口流动的新动力”^[1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流入地的期望不仅有经济层面的满足，还包括个人发展、娱乐生活等多样化体验。基于此方面的需求，流入地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表现出治理日常化、服务多样化的特点。

流入地社会组织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便利有效的日常化、应急性、综合性的办事平台，使其可及时获取多方面的服务。相比于流出地社会组织，流入地社会组织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更为贴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的治理也更全面细致，便于将组织工作纳入日常治理之中。

总体来讲，社会组织的日常治理模式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传达现行的民族政策；二是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个人信息的登记管理，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就业、资金、住房、卫生、教育、法律、培训等方面的援助服务；三是通过组织工作，协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帮助他们调动各种资源；四是通过组织多民族集体活动，丰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生活，促进不同民族在活动中的交流与理解，形成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交往氛围。这些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解决基本的生产生活问题，享受更好的城市生活服务，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他们与普通市民在城市发展资源上的差距。

（三）以组织为平台的合作式自治理模式

有研究认为，社会治理包含“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两层含义，即社会的“他治理”与“自治理”的统一^[19]。在这层意义上，社会组织治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他治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治理自身事务，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自治理”。

在对合肥市T社区的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的调研中发现，委员会联合社区在小区内设立了名为“民族志愿服务站”的服务站点，作为社区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的执勤服务点。志愿服务队成员身份多样，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学生也有退休职工，有本地居民也有少数民族流动者。在民族志愿服务站的运作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治理工作，增强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了他们的表达意识和维权能力。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为个体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提供了有组织、有规划、有目标的实践平台。因此，社会组织既能在政府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充当某种居中协调的“桥梁”，也能借助多元主体协作机制为个体参与治理提供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自治理”绝非个体的随意行动，基于个体意志的“自治理”仍需要有政府、社会组织等更为成熟的治理主体的引导。据调研分析可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治理”一般是对社会组织治理工作的协助，是借助社会组织的治理平台而进行的“合作式自治理”。这种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的自治理模式是在社会组织引导下的较为可靠的自治理形式，同时也是治理行动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表现。

在长期治理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其他成员已经逐渐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民族关系。基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上升，城市各民族成员的差别进一步缩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相处模式也在逐渐形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是自己治理自身事务的“自治理”，也是通过社会组织参与一般社会治理的“他治理”。在多元共治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社会组织为平台的自治理模式或许是今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重要趋向。

 （四）独特的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模式

在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化的今天，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已经成为各界共识，社会治理结构正由传统的体制内单中心治理向党建引领下的多元治理结构转变^[20]。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除了与政府、市场、个体形成常见的合作治理外，还展现出较为独特的协同治理模式。

某些流出地政府会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设立驻外办事机构，如M省驻外办事处等。设立这类政府外设机构的初衷是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较为专业性的服务，强化流出地与流入地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管理。驻外办事处伴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同嵌入流入地，深得本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信任。但因客居外地，常常需要通过关联流入地的政府或社会组织，借用流入地的资源才能有效参与治理。例如，驻外办事处作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代表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进行沟通，借助流入地社会组织的资源开展治理，可以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发挥组合优势，形成政府外设部门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治理模式。

现有的多元治理理论对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同治理关注较少。鉴于不同类型组织的职能差别，各类组织在实际治理工作中需要通过一套协同与联动的工作机制，对不同组织的优势进行组合，从而取得更加全面、更加有效的社会治理效果。如，社区民族协调管理委员会与社区民族歌舞团合作操办社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或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与社区志愿队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站与商会/协会组织协同处理店面纠纷问题等。 

四、结论

现代社会秩序是开放动态的社会秩序，是多元异质的动态平衡，而非简单的单一秩序^[2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过程，需要不同社会主体的共同参与。民族事务治理需要在整体性治理视野中实现跨层级、跨功能与跨部门的机制整合^[22]，这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的作用和特点进行深入解析。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形成了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不仅形成了较为特色化的跨时空治理模式和日常治理模式，更在政府外设部门与组织的协同、社会组织内部协同、个体与组织的参与式协同等治理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组织跨地域协同、合作式自治理和多组织协同的治理模式。

在社会组织的设置与发展问题上，非正式组织在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的治理成效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应依法行事，不能放任其影响力无限放大至超越法律。“依法”应始终贯穿民族事务治理工作的始终，治理实践需“依法”开展^[23]，要对部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治理行动加以监管，将其置于法律规范之下，保证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虽然非正式社会组织的治理成效不可否认，但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长远角度来看，正式社会组织的设置与发展更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高质量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正式社会组织凭借其法定的资格身份、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较高的组织联动水平和成熟的组织制度机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中能发挥社会力量的统合作用和组织治理的模范作用。树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的社会组织品牌有利于整个区域相关组织的发展，具有强烈民族工作热情的组织领袖或精英成员对社会组织的建设和治理实践，对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事务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推进作用。因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创建正式社会组织，打造组织品牌，吸纳民族工作精英，这对于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拓展个体治理空间、升级组织治理水平和树立社会组织治理模范意义重大。

 文章参考文献与注释等详情可下载原文查看。

来 源|整理于人类学民族学之徽

编 辑|邓集江

一 审|王建立

二 审|吕   超

三 审|肖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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